这些诗——全部是近作——是清晰而非刻意别致的，相比作者过去较为散漫的写法，这些诗尝试更深入的内容和视角。希望它免于那种常常貌似绅士风度的、懒惰的对待，即男性诗人常常对女性诗人抱以的省心态度：表扬女诗人“灵性”或“女巫”，但缺乏同行层面的尊重阅读。希望它不会被随意联系狄金森、茨维塔耶娃、普拉斯或毕肖普，从而使它的动机或意象世界在这种随意联系中被掩盖——中文诗人的省心和惯性，使诗人之间不了解在做什么，也使可以触及的内容和意象领域大大缩小了。

                                                                                           ——杜绿绿

晚年的阿赫玛托娃总是愤怒于评论者和学者试图把她的重要性局限于她在本世纪10年代的爱情诗。她无疑是对的，因为后来四十年间的作品不仅是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超过最初十年。不过，我们仍可以理解那些学者和评论家，因为在1922年之后，直到1966年她逝世，阿赫玛托娃根本就无法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书，他们只能被迫去讨论已出版的。然而，那些学者和评论家被早期的阿赫玛托娃所吸引，也许还有另一个理由，较不明显，或较不为那些学者和批评家理解。

在我们的一生中，时间用各种语言来跟人说话：用天真、爱、信仰、经验、历史、疲劳、犬儒、愧疚、颓废等的语言。其中，爱的语言显然是通用语。它的词汇吸取所有其他语言，它的谈吐满足一个主体，不管该主体多么无生命力。还有，在这样谈吐过后，一个主体获得了一种传教式的、几乎神圣的度量单位，既呼应了我们对我们的激情对象的感觉，也呼应了基督教《圣经》上关于上帝是什么的说法。爱在本质上是无限对有限所持的一种态度。相反则构成了信仰或诗歌。

……

阿赫玛托娃爱情诗中的一再牵涉，不是源自实际牵涉，而是源自有限对无限的乡愁。对她来说，爱情实际变成了一种语言，一种密码，一种用来记录时间的信息或者至少用来传达时间的信息的音调；只不过，她以这种方式更能听清楚那些信息罢了。因为最使这位诗人感兴趣的，并不是她自己的生活，而恰恰是时间和时间的单调对人类心灵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她自己的措辞产生的影响。如果她后来愤怒于批评家想把她简化成她的早期作品的企图，那也不是因为她不喜欢那个惯常地害相思病的女孩的形象，而是因为后来为了使无限之单调变得更听得见，她的措辞以及伴随着这措辞的密码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哀泣的缪斯》

我所不能忍受的并非傲慢，而是男性对于女性想当然的偏颇评论所昭示的傲慢。